今年9月27日，记者以“代孕”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，发现自2010年来共能搜到419宗与代孕相关的纠纷判决，且近两年呈快速增长形势，其中2019年共搜索到81宗，2020年仅前8个月搜索到90宗。

2019年7月，山东的刘某因帮人代孕，出生的孩子被抱走后拒绝自己探望，刘某将孩子的父亲李某告上法庭，表示愿意退还代孕期间的李某支付的相应费用，要求孩子和自己一起生活。

因代孕引发的各种纠纷层出不穷，并因为各种原因被不断拎到明面上引起社会关注，记者调查中，对于代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“风险”，多家代孕公司的负责人并不愿多提及，只是称“没有绝对的安全”。

记者在网上搜索的几个代孕网站，均声称靠谱安全。针对这个问题，业内机构 代旺生殖 负责人表示，代孕这一行本身就是一个“地下产业”，代孕公司很难做到100%的真实和透明。尤其是那些黑中介，其中最多存在的是对客户的“欺诈”，主要为“换卵”和“隐瞒婴儿患疾”两方面，但这些都并不占大多数。正规的代孕公司会同步给委托人每一环节的证明和费用明细，不可能坐地起价或者说违背良心做事。就代孕费用，80万包生儿子，家家都这样说，但是真要做到，那是需要专业人员技术和设备共同支撑，包生儿子必须用到性别筛查，还要包成功那就还要筛查遗传病等，流程是非常复杂的，而且对委托人自身的身体素质要求也很高，并不是字面上那么简单的，更不是像民众看到那么不堪的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国内大大小小的代孕机构上千家，代孕行业鱼龙混杂，机构素质参差不齐，让不少求子客大声喊苦。广州 代旺生殖 负责人则有自己的看法：“现在网络发达，机构多竞争大，客户只要花的时间搜集的资料多了，哪家做得好怎么找，都会形成自己的判断。大部分机构也没有像代孕行业刚出现那么混乱了，毕竟这行利润高，把口碑做坏了，换谁也不愿意。代孕机构跟客户之间普遍都有实地考察这一项，一个机构做得好不好，实地考察时看后勤是不是有一套孕期管理体系就知道了。胚胎着床后，孕妈的生活、饮食、心理这些都是影响成功的重要因素，需要专人去管理执行。”

如今多胎政策开放，生育问题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，很大一部分人群想要孩子但是要不上，国家法律目前对代孕又处于灰色地带，“代孕问题是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生育权的问题。”全国人大代表孙晓梅表示，2014年她做全国失独家庭调研时发现，有些失独家庭希望政府帮助他们再生一个孩子。孙晓梅举例，一个失独家庭由于女方失去了生育能力，想找代孕却花不起钱，最终只能双方离婚，男方又组建了一个家庭生了一个孩子，留下女方孤独一人，“我们去年写失独家庭调研报告中，提出的一个建议就是通过辅助生殖技术，帮助失独家庭再生一个子女。”

这个看似为家庭圆梦的“美好事业”背后却隐藏着不少的风险，考验着人性与道德。“有条件允许合法代孕”、“打击非法代孕”、“取缔代孕黑市”——在两会上，人大代表、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提出该建议，引发争议。

有网友质疑，代孕剥夺了代孕者的人格权和健康权，女性或沦为“行走的子宫”；也有网友担心，一旦有条件允许合法代孕，代孕的口子将无形中越撕越大；也有网友认为，对于不育人群，与其面临地下代孕的诸多风险，不如将代孕有条件地合法化加以监管。

早在2001年，原卫生部曾出台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，其中第3条第2款指出：“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、合子、胚胎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。”2017年，适当放开代孕准入的呼吁引发热议后，原国家卫计委发言人曾指出，代孕是一个涉及到法律、伦理、社会问题的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。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也都是禁止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，对参与代孕的机构和人员进行经济的处罚和刑罚。

对于朱列玉代表提出的“有条件允许合法代孕”，知名性教育专家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文利告诉红星新闻，对此应格外慎重，需要做出更多的研究：比如，到底多少不孕不育的人有代孕需求？他们的情形都是怎样的？代孕是否必要？如果必要，必要性在哪？这些都需要有研究来支持。“在基于大量研究证据的基础上，才谈得上用法律来规范这一行为，而且在制定法律时也要非常严谨。”